为了去上班，他们也是拼了

(资料图)

5月5日，结束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当博浩从北京朝阳区十里堡的家中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。

一些天前，他们小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都传出了确诊病例和密接者的消息，并因此被管控。从疫情地图上看，处在被封锁的大片红色中间，他们小区像一座岛屿。地铁六号线的十里堡站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站点，上下站都关闭了，只有它能正常上下客。出于担心，他在部门群里发了朝阳区倡导居家办公的新闻截图，但领导跳过了他的消息，转而发了一则通知，希望大家坚持上班。

与一切偶然擦肩而过之后，博浩成为了天选打工人。

在打工人群体中，人们把像博浩这样核酸正常、小区没有封控、公司也没有被封控的人称之为天选打工人。成为这样的打工人需要一些“运气”。5月5日，北京疫情第325场新闻发布会显示，北京下辖16个区里，已经有7个区出现了本土感染者。其中朝阳区以220例居首。但与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不同，朝阳区采用了动态调整的临时管控模式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在一部分人被封控的同时，另一部分人却可以正常生活、工作。

一个坚持上早班的人很容易对地铁产生一种肌肉记忆：拥挤、闷热，运气不好的话，要等上两三趟。对连接整个北京东部的6号线地铁来说尤其如此。人们从东五环或六环外上车，被运往三环里的高级写字楼，俗称“进城”。最新的疫情风险点位显示，一些确诊者在这条地铁沿线的某些面馆、烧饼店、小超市中购过物，导致整个区域被管控。

按照博浩往常的经验，在东四环附近的十里堡站上车，不要奢望能有一个座位，就连宽松地站着也是奢望。但这天早高峰，当地铁门打开，出现在他眼前的，是比以前空旷得多的车厢。

另一个有相似体验的，是在海淀区的广告公司上班的策划人卉美。过去在6号线地铁上，她见到很多西装革履的乘客在电话谈论股市和债券，一些人拿着全英文的著作或是金融刊物，还有一些在看课件。但封控之后的这几天，车厢里这些人不见了。她据此判断，这时候还出来上班的都是一些很辛苦的普通人。

即使都是天选打工人，遭遇也不尽相同。有公共交通可坐的人还是相对幸运的，对于那些地铁封站依然要上班的人来说，为了上班，他们也是拼了。比如丰台区的一名上班族因找不到自行车，步行了3公里，还剩最后1.3公里时，忍不住打了个车;一位女士沿着公交车走了两站地，最后发现途径的公交车都被甩站了，她本来可以向领导请假，但想到自己都走了这么久，“怎么着都要把班给上了”;许多体制内单位严格按照新闻发布会的倡导，也建议员工自驾上下班，一位住在7号线黄厂站的居民开着自己的新能源电动车出门，发现沿途的充电桩都关了。

不光只有白领群体，每一次防疫政策的更新，都意味着身处其中的各行各业的人的生活方式都被重构。一些行业迎来了增长，比如外卖业，饿了么外卖平台的单量在节后上班的午饭时候激增了3倍，而美团也从5月1日起新增了3成骑手储备。在北京的封控区的一个菜鸟驿站里，18名配送员一周送出了70吨生活物资。另一些行业则受到了客流减少的困扰，比如有滴滴司机发现，打车的人变少了。复工第一天，一名滴滴司机在中午十二点出门，他原本是幸运的，因为他没有被封控，可以正常跑活儿，但他很快郁闷起来，因为他所设想的由于地铁管控而订单激增的场景并未出现。“五一假期以来，单子就变得很少，前天接单的时候，连常年都堵的二环路都不堵了。”他抱怨道。这天下午，他在三里屯等了三个小时，没有一个单子，他直接开车回了昌平的家。

某种程度上，相比打车，封控中的人们更愿意骑单车。北京一共有约100万辆共享单车，单车的运营企业总是在为怎么提高单车的使用率发愁。但现在，共享单车又重新成了出行的硬通货。哈罗数据显示，这天早高峰骑行量日增幅达到了69.2%。

由于地铁站点关闭，家住东五环，但在东二环上班的忍冬这天早上决定骑共享单车上班。打车要30块，她舍不得。她准备骑3公里单车到6号线的十里堡站，再坐4站到达朝阳门。

结果，到了十里堡地铁站，她单车刚一停下，还没来得及锁车，就被七八个等着骑车上班的人盯上了。最终获胜的是一名大声问她“你还骑吗”的女孩。四周传来落败者的叹气声，他们只能继续张望。

被动天选与主动天选

但对于天选打工人来说，费劲心思来到公司并不意味着能完美度过这一天。

博浩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这家位于建国门附近的公司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到岗了。到了下午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家公司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在工作，约谈了公司负责人，最终的结果是第二天起全员居家办公。

博浩一度觉得，居家办公很爽。比如一年多前，他们公司居家办公过一次，那时的上班时间，他开着投影仪、躺在沙发上、跟朋友聊天，很安逸。结果到了晚上写日报，感觉自己一天啥也没做，不知写什么。等到终于可以出门，他已经堆积了一堆活儿，他是公司的法务，手上的每一个案子都卡在了中间需要外出才能推进的环节。

相比于被动成为“天选打工人”，还有一些人摆出了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架势，想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“天选打工人”。

比如金融人Kevin，他居住的小区在4月25日被封控，围在大望路上方方正正的一小块四边形里。他第一时间做出判断，千万不能被封在家里，一定要上班。他主动出击，在工体附近找到200元左右一晚的酒店，就算公司无法报销，他也爽快地订了4晚。直到4月29日，他又刷到了每晚100元出头的另一家酒店，才挪了地。小区因为新病例不断“+7”，Kevin续房的天数跟着“+3”。这是他计算出的性价比最高的订法：“续订日子不能太多，不然后面几天的房费就会变贵。”

渴望成为“天选打工人”的，还有大量的初创企业们。在北京，位于国贸CBD地区的建外SOHO，占地面积16.9万平方米，被称为“创业者梦起航的地方”。自从2001年被开发建设以来，成为了相当多中小型创业者们的办公地，但如今，由于出现确诊和密接病例，这里也成为了重点封控的区域。

对于初创企业来说，上班，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。赵屿年前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，加入了一个初创公司，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晚上睡觉前，连刷手机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工作内容是全新的，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，并且愿意为上班付出自己全部的时间。他提到一个词，“沟通成本”，在办公室的时候他走两步就能跟同事商量好一件事，但线上办公“很不顺滑”。

这次疫情，他曾一度觉得自己就是那个“天选打工人”。因为他在出门和上出租车的时候扫了两次健康宝，一切正常，还特地发了一条朋友圈，“家住朝阳，被封控小区包围，然后节后第一天可以安然上班......我是天选打工人呗?”

但20分钟之后，当他在公司园区门口扫健康宝时候，突然发生刺耳的警报声——他突然也被弹窗了——保安告诉他，他是今天第七个来了园区却被弹窗的人。他只能转头又回到了家里。

那个骑共享单车被七八个人哄抢的忍冬，上班之后也听到了很多同事渴望成为“天选打工人”的牢骚。比如一个弹窗的同事跟她抱怨，居家办公，只能按照带薪休假算。这样一来，许多同事去年用加班攒的带薪假，这一次都折在了弹窗上。

不过，即便是上班，园区的食堂也暂停了堂食，只能打包。忍冬和平时一样，选择了一份15元的套餐。但打包盒需要1元。 她刚毕业一年，“没存款，很缺钱”。她和食堂员工讨价还价了一会，屈从了。

如果把一个人的疲惫程度同办公方式相关联，或许，很多人会觉得，天选打工人是“辛苦”，居家办公是“轻松”。但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或许恰恰相反。

比如被居家办公的互联网公司的中层金箫。除了打工人的身份，她还是一名3岁幼童的母亲。凌晨2点，不少人已在睡梦之中，而金箫才刚刚修改完同事提交的方案。这时，发烧的女儿从睡梦中突然坐了起来，哭着说胡话。金箫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抱着女儿，直到她再次睡去。

这样的难眠之夜自女儿生病起，已经持续了三天。医生叮嘱，孩子需要在晚间测两次体温。但母亲对孩子的体温是敏感的，金箫时不时地仍会去探探女儿的额头。

居家上班对她来说更累了，工作反倒成了她暂时抽离的方式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漂职场妈妈的居家办公场景：工作与带娃交织在一起，在家里，她很难拥有完整的个人空间，客厅是公公常活动的地方，婆婆待在自己的房间，而丈夫和女儿又占据了卧室。只有在卫生间，金箫才能成为“主管金箫”。当晚，在这个狭小空间，她开了部门会议，还和同事聊了新推进的项目。

昨天，公司的产品要发布了。最终的细节需要讨论和敲定，加班到凌晨2点的金箫在早上8点醒来。苏醒的女儿又在叫妈妈，金箫只能让丈夫带女儿出门。

她迫切地需要一个人喘口气。

停不下来的城市

只有在跟多名“天选打工人”和“居家打工人”交谈之后，可能才会发现，“天选打工人”只不过是一句笑中带泪的玩笑话，事实上，无论是居家还是不居家，都并不轻松。

对于素来以效率著称的北京来说，“奔跑”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常态。这个城市有着超过2100万常住人口，其中有841万名北漂，每天有超过22000架航班起降，有超过630万辆机动车交替行驶在北京的道路上，而北京的地铁，日均客流量超过了915万人次。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，北京都得保证奔跑的速度。

相比之下，从4月22日至5月5日，北京累计报告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是544例。这又要求北京部分区域慢下来、静下来。

对于这样的一座城市，一方面要让它慢下来，另一方面还得让它继续奔跑，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，必然要支付代价。

赵屿很快意识到这份代价。几周之前，他的一位同事开始每天背着台式机和电脑主机上班，还劝他把公司的公章和支付盾也随身携带，因为一旦办公室被封锁，公司的任何业务都无法继续。

而靠自己的努力成为“天选打工人”的Kevin，发现自己并没有更轻松。许多工作是没有办法停摆的。“疫情不是借口。”想要上市的公司仍在上市，想要拓展市场的企业仍在圈地。Kevin的项目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或延期，“金融业可能是疫情期间最淡定的，只要世界还存在，资本还是在运转”。

从下午14:00到17:00，晚上19:30到22:30，Kevin与客户开了6小时的会。“Argue ddl(注：申请延期)，客户就会觉得你在划水。”Kevin公司的项目费是按天计算的，“没有客户愿意花更多的钱拖延项目。”毕竟，项目完成率是公司唯一的KPI评定方式，赶在ddl前是Kevin进入行业第一天起就被前辈灌输的共识。“公司没有加班费，全靠自觉。但没有完成项目就只能加班。”

而这正是疫情之中，这些“天选打工人”的日常，也是他们无法慢下来的理由。

在北京，还有一些打工人，他们很难被注意到，但他们也成为了维持这座城市运转的代价。比如北京的社区工作者们，北京一共有152个街道办事处，3231个社区居委会，他们是这座城市最基础的社区运转功能的维持者。

“我们已经接到命令，哪怕是小区被封了，我们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得照常来上班。”在北京安苑北里社区居委会，一名社区工作人员说。从没有哪个时刻，居委会如此忙碌，在半小时的时间里，这名社区工作人员一共接了七个电话，处理了三个来访者，他说这一天电话就没有停过，与此同时，还要处理表格、社区微信群，以及对每个管控居民通知到个人。某种意义上，他们是雷打不动的“天选打工人”。

在国贸的电视台工作的林尚兴已经连续三周都陷在“天选打工人”的魔咒里了。三周前，他的同事里出现了第一个被困在家里的人，这份工作要求每个片子从选题、转码、交给技术人员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完成。当一个人缺席的时候，只能由其他人补上。

按照原本的工作节奏，她的时间以两周为一个周期，但自从出现了第一个被隔离在家的同事，这种有序的交替也被打乱了。到了现在，部门里能工作的人最后只剩下了7个。

她开始盼日子，“索性再多隔离几个人，栏目直接停更算了”。

很多人的压力可能到了某种零界点。朋友们给林尚兴出了不少馊主意，要怎样才能结束“天选打工人”的身份。比如故意漏做一次核酸，让自己的健康宝也弹窗等等。但也只能是想想。因为在公司里，专门有个秘书，每天的工作内容，就是催员工做核酸，林尚兴小区的核酸记录出得总是最慢的，下午四点之后，秘书的电话会一个接着一个，催促他看看自己的核酸结果是否出了。

最后，林尚兴发现她没得选。

在工体附近的酒店住的Kevin，偶尔会出门走走。工人体育馆附近的生活看上去与往日并无太大区别。外卖车辆穿梭，街头仍有不少网约车在飞驰。只有紧闭的商铺在提醒Kevin，今时不同往日。

他天天在社交平台上刷信息，搜索“劲松疫情”等关键词，以至于大数据算法天天给他精确推送小区消息。他预计，按照7天的临时封控政策，算算日子，他觉得自己在5月11日就能回家了。

解封的大前提，还是病例数量得到控制。Kevin发现，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正在与数据赛跑。所有人都在想一个问题，最后胜者会是谁呢?与此相对应的，是一则新闻：5月初，北京一例感染者因3次上公厕，相继引发了近40例感染者。

但无论如何，作为打工人，无论天选不天选，只有上班这件事无法停止。对于居家办公的职场妈妈金箫来说，这几天发生的事甚至改变了她对于上班的看法。回想两天前，朝阳区疫情刚封控，领导要求正常上班时，她还觉得不合理，一度为员工居家办公的权利跟领导争取。

而现在，她只想回公司上班。